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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城:通天之眼
作者:孙郁 来源:人民网 时间:2016/6/30 15:19:59 查看:

  作家阿城

  阿城不愿意露面文坛,几十年间,北京的文学活动,看不到他的踪影。他藏在我们的时代,以文字的方式,与我们对话。三十年前读他的《棋王》《树王》《孩子王》,叹其词章之好和悟道之深。那时候批评家以为是奇人临世,但深层的隐秘却难以破解。这次《阿城文集》出版,给了我们一次全面了解他的机会。

  书写的过程是“脱腔”的过程

  书里涉及的话题甚多,小说、散文外,考古学、中国史、民俗学、地理学、美术史、电影史等,连成一片明珠,丰富中有睿智的照射,这在当代文人中实属少见。这些非文学的因素,似乎都在注释其世界本色的存在。

  好的作家,在知识结构方面都有一点特别,汪曾祺、王小波、阿城都属于此类之人。我在多年前看到阿城谈文学的雅与俗的小册子,在历史与现实间摆动,出奇之思多多,印象比朱自清谈雅俗之辨的文章还有力度。那时候想,此文的不凡,乃因为作者是小说家的缘故吧。小说家谈文学,比书斋里的文人多了一些维度,不都是从本本主义出发的感叹。阿城出生于一个文人的家庭,自幼读书颇多。“文革”遭受诸多磨难,但内心的情感有一种抗拒流俗的元素,故知道文化与人生的错位,对精神有一种内面的追求。这和那时候的作家精神大异,其特点在日后的写作中渐渐显示出来。

  阿城将自己的书写过程,看成“脱腔”的过程。遍地是相似的文人腔调,让他生出厌倦之情。他欣赏汪曾祺、木心这类的人物,乃因为没有“文艺腔”。没有这种腔调的人,多是有趣者,内心有超凡之气。他看先秦诸子,注视六朝文人,欣赏的大概就是无伪、自然的气韵。这些,现代以来,可能唯有鲁迅等少数人才有。

  他是个很会写文章的人,懂得中国词语的内在韵律。《遍地风流》写世间万态,明清文人的淡定,士大夫的趣味都有,全不像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人的样子。他在思维的深处,厌恶虚假的“文革”话语,内心自有一种韵律在,在枯燥的岁月也会自吟自唱。这种状态,只有被旧学沐浴过的人才有。他的早熟,让同代人惊讶不已。

  “游于艺”的古老思维运动

  当年读他的作品,觉得每篇都路数有别,内蕴在日常人的思维之外。《棋王》一问世,便惊倒众人,一种回归传统小说的笔意直逼人心,像清新的风让人舒坦。《树王》对知青生活混沌无知的揭示,超出一般的模式,其实有对近代以来的社会选择的反讽。《孩子王》通篇是荒诞的描述,但荒诞中的荒诞,则让人看到存在的不可理喻性,另类之所以是另类,有了一个动人的解释。

  阿城在那时候以极为个性化的方式处理着人们共有的记忆,而风景完全不同。当人们只会用公共话语表达思想的时候,他却在不合时宜者那里看到个人化存在的可能性。《树王》描绘的失败的英雄,将那些外来的无知青年显得极为苍白。集体性的无智源自于盲从,造成的结果是自然的荒凉与人性的荒凉。

  对于我们的作者而言,写作的过程便是克服这种荒凉的过程。给他赢得广泛声誉的是《棋王》,小说写一个边缘的青年王一生在棋中得到的乐趣。阿城笔下的岁月,流出枯寂生活里的热流,但那不是流行的思想,不是走红的理论,而是游于艺的古老的思维运动。《棋王》叙述故事的方式,在现代小说里不算新奇,只是语态是老白话式的。这里写了几个知青的孤苦的生活,日子像沙漠般单调,但人的内心却有神异的智性闪烁。阿城觉得,在一个几乎无路可走的时代,人倘还能因技艺而进入审美和精神的愉悦,则精神庶几不得荒芜,自有救赎的地方。这是道家与禅林中的古风,悠然于乱世之中。精神之不倒,甚或有奇迹的闪动,则可以坦然无憾的。

  阿城成长的年代是特殊的年代,文学追求高大完美,但他偏写不高大不完美的人生。他知道那些远离人间的假的文学,不是生命的本然。只有日常里才能见到真意,精神的伟力也恰可于日常中得之。《棋王》有几个妙处让人难忘,一是写吃,香气袭袭,平实里的玄奥颇为得体,大有《红楼梦》遗风。那种对食欲的审美化的展示,是一种东方生命观的凝视,只有旧式笔记小说里偶有这类片断,但就传神而言,阿城不亚于古人。二是写下棋时的境界,完全忘我的幽思,内中吞吐日月,包含天地之气,朗朗乾坤,茫茫宇宙尽在腕下旋转。小说通篇大俗的笔韵之下,乃尘世凡音流转,平凡得不再平凡;但雅处则渺乎如仙境之语,有天神般的庄重,妙态极焉。三是写人的超凡之味,颇为神秘,比如捡烂纸的老头,仿佛一个隐士,是藏着诡秘的气息的。这些都是边缘人,是被人轻视的存在,但越是边缘,就越有一点深切的思想,这大概就是庄子所云无用之用吧。

  但小说最引人者,不是写凡人的圣化,而是那神圣背后的悲凉。王一生在棋盘上大放光彩之后,却神伤而泣,俗身依然在尘网里,大家还在可怜的人间。收笔于此,不禁大吸一口冷气,天地的不幸照例挥之不去,那种悲凉之思,我们岂能忘记?小说的结尾,颇值深思,有不尽的隐含在。汪曾祺看了这篇小说,赞叹不已,但一面也说有些败笔,言外是把玄机都露出,反而有些可惜。但我觉得似乎不是这样,小说这样写,就又回到俗世,把自己的目光拉下来。“文革”文学就是把人物拉高,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,那就高处不胜寒了。阿城要的,大概是这样的结果。

  好作家:思想与时风相隔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,倘没有汪曾祺、阿城这样的人物,我们不会体会到古风的美质原也在今人那里楚楚动人。汪曾祺当年在谈到笔记小说的时候,专门讲到阿城的成绩,以为自有枢机,超然于俗林之上。这个感觉点到了话题的核心。五四打倒孔家店,把古文丢了,在汪曾祺看来殊为可惜。他觉得,阿城与孙犁,都是难得之人,他们从古人的文字里,得到神韵,而精神是现代的,这就拓展了表达的空间。阿城在那个时代,算是走在前面的人。他全然不顾周围的炎凉,以自说自话的方式,完成了与时代的一种另类交流。

  好的作家,思想与时风是隔的。记得看章太炎写给钱玄同的信,就讥讽当时流行的文风。章太炎说梁启超、林纾的文体,害了读者,因为有做作的痕迹。而在他看来,六朝的文章才好,因为有心中的期盼和焦虑,并非装腔作势的表白。这个看法,给钱玄同不小的启示。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话语方式,就多从章太炎那里得来,显得奇异而有趣。鲁迅后来的成功,就是避开了那个时代的话语,连思维也变了。这个规律,在汪曾祺、阿城那里也有体现。他们的心心相通,实在也是必然的。

  作家多一点杂学,用处很大。阿城幼时出没于琉璃厂,在古董间度过时光,有了亲近历史的慧眼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,一般人走出新的路子,只是一两步:回到十七年,回到五四。他却回到明代以及明代之前,对古代建筑、古代家具、古代绘画、古代诗文多有研究。近来出版的《洛书河图——文明的造型探源》,则把目光投入上古文明中。他在人类学、考古学视野里思考艺术问题,就显出大的气象来。当代作家进入此领域中的人不多,遥想陈梦家由诗歌写作进入考古领域,沈从文沉浸于服饰史的世界,都有深的情怀吧。逃离于闹市的文人,比我们这些俗者要精灵许多,他们有通天之眼,看出存在的有限与无限。这样的现象,我们研究得不够,而这样的人,也凤毛麟角。当代文学家何以浅薄者多多,阿城的存在,似可以解释些什么。

    来源:http://culture.people.com.cn/n1/2016/0612/c22219-28427534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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